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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真：大家好！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正略钧策的另外一位才子王宇鹏来跟我们聊一聊，近期北京最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北京车展，4月22号开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次在新的国展。 

赵  民：我没有去。 

李元真：太忙了。有没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想法？跟往年有什么不同？ 

王宇鹏：今年各个厂家都在展台上下足了工夫。第二，本身首推的车型非常多。再一个是国有品牌在这次车展中表现的非常抢眼和突出。 

赵  民：中国品牌，包括国有控股公司的，也包括上市公司的，或者是民营公司的汽车品牌。虽然我没有去，但是我可以想象这样一个豪华的展会，是一个盛事，而且又是一个新的展览馆场地的使用。我记得大概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在三元桥的国展投入使用的时候，在北京是非常领先的建筑，非常大的面积的场馆。短短15年、20年的时间已经完全不够用了。又建了一个新馆，当然这个新馆距离市中心更远了，但是以后会有地铁，有高速铁路在那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是国际展览中心的发展，是中国20几年发展和产业发展的缩影。只有一个拥有巨大市场的国家和拥有巨大发展产业前景的国家，才有巨大的展览馆场地。北京的汽车展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在过去这十年高速发展的缩影。我记得在95年以前买车，没有什么选择，要不就是桑塔纳，要不就是北京吉普。所以我的第一辆车，就是买了的北京吉普，因为你只有这个选择。所以德国大众就可以凭借一款桑塔纳占领中国市场5年、10年、15年、20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现在可能吗？现在不可能了。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们中国的企业有很多后起之秀，比如说十年之前，你找不到奇瑞，长安也很小，十年之前你看不到李书福，更看不到比亚迪。而现在这些公司都是在中国汽车工业中发展最快，最让国人自豪，也是最让世界同行公司最关注的企业。从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的骄傲，换句话说，由于他们在汽车行业里面打破了过去所流传的某种所谓中国汽车业的宿命论，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我知道在中国的汽车工业当中，留存了一些，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说法，说中国造不出来自己品牌的汽车。你永远没有自主品牌的汽车。现在看来不是的。第二，中国人造不了汽车，说发动机技术如何如何的难。现在已经证明了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回顾一下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就像看我们中国30年改革发展的历程，我们在汽车工业中所走过的道路，避免了我们在过去30年中在飞机制造方面的战略性的失误。中国有一个自己的造飞机的计划，后来选择了和美国的麦道公司合作，后来麦道公司自己不存在了。现在看到媒体报道美国的航空公司有几百架麦道的飞机召回检收等等。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自己国家的产业发展计划，完全依赖于一个公司的发展，那种命运和决定权就不在我们自己手里，结果我们会很惨，或者说结果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所以说不管最后中国的哪一家汽车品牌最后胜出，或者是领先，我觉得对我们北京人来说、中国人来说，都是好事儿。所以除了去看看美女、看看好车之外，我们还要看到这个车展背后更大的历史，或者更大的发展未来。 

李元真：想的很深远，我只看到了好车和美女。 

王宇鹏：这里涉及到自主品牌的问题。在自主品牌这个问题上，应该承认我们以前过多使用了媒体审判。比如说一些行业专家和专家审判，像刚才赵民说的一些专家审判，一些业内人士简单的断言，导致我们在一个行业上自主品牌的成长速度相对较慢，这次我们也特别欣慰的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自主品牌在新车型的推荐上、新技术的使用上、新形象上的打造上，都做足了工夫，完全不逊于国外的品牌。另外，我特别要说的是在汽车行业里，中国品牌的概念，本身给我们的感觉，还是略微有点儿低端的感觉，就和国际上的高端品牌相比较来说，看到了我们在创新的元素上，已经有了较大的提升和提高。我们也希望，未来在更多的比较好的元素上，通过自身持续的改进和提高，通过对外的宣传和推广，能够实现中国品牌更大的认知和认同。我们也相信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国家，再加上对整个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我们打造出自己品牌的空间，当然这个自主品牌还不是现在的品牌，这些简单的成功，这些东西。更多的还是要有品质、全体性的提升。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起点，绝不是终点。很欣喜的我们看到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我觉得未来中国品牌会越来越好，中国品牌会越来越大。另外我想谈的是整个中国品牌的崛起，很欣喜的元素，最近几年来中国的元素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同。从体育方面的健将，到文化方面的健将，到我们国家工业上品牌的打造，电信、移动、通讯方方面面的这些品牌都在成长。这些品牌成长起来以后，其实构成了中国元素在世界影响舞台上有越来越大的价值，国展本身就是一个符号，一个中国崛起的符号。 

赵  民：我非常赞同宇鹏说讲的关于中国品牌的一些变化。我也看到中国品牌在今后需要改进的方面。我个人认为如果说2006年是一个坎，是一个标志的话，从2007年开始，中国制造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前面称为中国制造的第一阶段，你就是做规模，然后做低端品牌的话，我觉得在2007年以后，我们现在是2008年，就是中国品牌的提升。提升反映在两方面：一方面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不遗余力的推动自主创新。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提高，就是我们中国产品很多在具体的细节方面，更加有克服的方法，有更加克服的方便性、舒适型、温暖性。我觉得在中国家电行业这个方面进步的非常不错，应该说在中国的制造业里面，这个方面非常领先。但是在玩具，在家居产品，我们的床，我们的椅子还有我们汽车方面，这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什么中国消费者，让中国最满意的汽车是日系车，不管是本田还是丰田，这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日本车在消费者导向，用户的舒适度、满意度、方便性各个方面远远的走在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产品之前。在很多中国的制造行业当中，这个问题依然非常严重和普遍的存在。只不过消费者还比较老实，没有选择，或者说他也没有强烈的不满。实际上这个问题严重的损害了我们中国产品的品牌和制造业的价格。这个价格反映了品牌的定位。当然回过头来会伤害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我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在发展自主品牌的时候，一方面要继续努力在研发上面投入开发新产品，同时要把现有的产品做得更加的精制、更加的完美，做得更加的少缺陷，更加的经久耐用。如果要是这两条腿同时走路的话，我相信我们的中国制造业也好，我们的汽车工业自主品牌也好，他们这种品牌美誉度还有高端品牌建设的道路，会带来加速。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中国人的文化和中国的人性，中国人的文化，尤其是北方人的文化，有点儿像美国人的文化，大大咧咧，不够细致，相对南方人好一些，尤其像上海和福建这一代人，比较精细、挑剔。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要把从中国的南方文化在制造业当中进行推广，我们的产品更加的精制、更加的完美。如果真的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或者是重要性，或者是重大意义的话，的确对中国品牌的汽车消费者和使用者，会是一个福音。反过来，会增加了我们中国品牌的销量，类似于像长安、奇瑞、比亚迪这些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或者销量，或者是价位，能有一个很高的提升。我猜想中国的有些省份，应该具有类似于像德国的精神，做产品很耐用，很结实。有些省份它的产品有点儿日本精神，做的非常的精制，非常的方便，这和整个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是比较难的，因为中国的普遍的人性和中国的文化相对都是大大咧咧，不追求完美。但是在特定的中国某个省、某个地区，应该能做到，这个跟当地的文化有关系，和当地人的传统有关系。我们说温州，温州人就想闯天下，你到北方的某些省份，说闯天下，对他们来说想都没想过，那是流浪，想法就不一样。福建人跑到海外去，有些人花几十万买通蛇头偷渡到亚洲去，完了之后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钱了，回到福建去盖一栋楼。如果在内地的一些城市，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文化的差异。但是中国那么大，存在这些文化的差异，有些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把制造业做得更好。我也非常赞同宇鹏的观点，中国的品牌会非常有竞争力，但我不是说在所有的省份的产品都会有竞争力，会在特定的某些地方会很有竞争力。 

王宇鹏：其实你放眼看的话，中国和欧洲是差不多的。领土面积差不多，也是分成若干个省，只不过是欧洲那边是独立的，欧洲现在那边原来是很独立的，现在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协作体，就是欧共体，就是欧盟。希望货币统一。但是这个方面我们中国早就在建国以后，建国以后就已经把这个工作做完了，所以中国的市场实际上比欧洲来说，更值得品牌所有者去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一个品牌在非常小的一个地域品牌，能够在一个非常广的范围内，达成一个共识，达成一个价值最大化。所以在中国是一个品牌塑造时期，能够诞生出很多好的品牌，它跟欧洲有很强的类比性。 

赵  民：中国在这方面有两个地方完全符合你说的。一个是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换句话说，一个产品一个品牌在河南、河北这种地方站稳脚跟以后，就很容易辐射到全国各地。只不过不是经济的战争，是真的那种战争，所以说得中原者得天下。现在来说，我们更多是从商战角度来说，商战是一种金钱上的战争。那你这个品牌打败另外一个品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变了一种方式，更加温和，更加人性化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得蜀者得天下，也就是说，谁占有了四川，谁占有了关中，就可以得天下。因为它那边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当然现在中国经济的格局有些变化，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相对比较发达，在改革开放30年里面，有两个例子非常典型，能够证明得蜀者得天下，一个是刘氏家族，他是做猪饲料的。它凭借四川，当时重庆还没有直辖，有一个多亿的人口。它在四川做到老大，但是出来之后就发现已经是全国的老大了，因为它的市场太大了。还有现在的长虹，长虹他就依靠占领农村市场，或者占领中小市场，或者占领人口比较众多的市场，产品比较结实耐用，价格比较低。他也是先占领家乡市场，一出关，当然，这个关不是嘉峪关，是秦岭，一进了中原马上就发现已经是天下第一了。现在这种情况有一些变化，但是过去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还是能证明这些话有道理。得中原者也好，或者得蜀就可以得天下。所以真正的大品牌，它一定要有一个基础市场，你先要把中国自己的市场做充分了，挖深了，深层次了解中国汽车的消费者和使用者对中国汽车的要求，完了以后你才能把自己的制造水平提高。当你占领了这个市场以后，我已经在世界上可以了，不是第一名，也是前五名、前三名，然后你再走出去就会有很大的高度。最新的例子，不是得四川和得中原了，是得深圳得广东，就是说中兴和华为，原来90年代，95年之前有四大家族，“巨大中华”，后来形成两个比较优势了，两个比较差了。中兴和华为，在中国做完了以后，跑出去一看，所有的竞争力都有了。华为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海外市场。我不知道中兴07年的数据是多少，但是我估计也差不多。它这个优势怎么来的呢？就是说中国的市场足够大，成本足够低，打的足够有经验，人才队伍也管理出来了。绝大部分的中国制造业，包括参加北京车展的中国汽车品牌的制造商，其实决胜之地还是这里。 

李元真：我很高兴还是把话题拉回到本次车展。关于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打造还是有很多观点的。今天咱们时间有限，有时间咱们再聊，咱们再继续探讨。谢谢二位！（访谈结束）

      我们正略钧策对此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   我们要公开地把政府立场和老百姓民意彻底分开来：“多分开”，也就是把“官意”和“民意”区分开来。在历史上，在现实中，在很多问题上，在很多地方，政府立场就是不同于老百姓的立场，政府利益就是不同于老百姓的利益。这也自然，因为政府和老百姓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考虑同一个问题的。政府可能考虑大局比较多，老百姓可能考虑局部比较多；政府考虑长远比较多，老百姓考虑眼前比较多；政府考虑各个方面的反映比较多，老百姓考虑自己的感受比较多，等等。因为社会存在着这样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的社会应该让老百姓也有表达自己想法的空间。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政府曾经邀请过一千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这从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角度讲，从国家利益讲，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令人钦佩的。但是，中国的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就不买这个帐：当日本青年在南京玄武湖和中国青年联欢的时候，很多或亲身经历了南京大屠杀或自己有亲人或朋友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南京老年人，就在各种场合表达对于这样一种安排的不理解、难过、愤怒、质问乃至抗议。只不过，当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短信，当时改革开放的时间也短，一切很容易控制，一切也很快过去。但是，现在不同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现在有了QQ，有了MSN，有了手机照相，有了“暴走族”。而老百姓呢，也有更加成熟的法律意识了。 

      把民间立场和政府立场区分开来的这种做法，和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现状是一致的。因此，如果我们“官意”和“民意”分开，也是给国际媒体的一种风向性标志：中国社会在民主方面，也在“国际化”。我们不用担心，是不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媒体会对此不能接受：发达国家的媒体既然能够接受他们国家内部的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表达，当然也能理解我们的社会的这种多元利益。大家都是人，都一样。 

      上面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所以，我们的第二个建议是，“多撒网”：政府要有一个“鼓励民间外交家，输出中国价值观”的长期战略。我们的大学学者、研究人员、企业家、艺术家、演员、新闻工作者、媒体从业人员、行业协会人员等，在各个场合和各个地方，都有和国外同行沟通的机会。通过他们的嘴，来表达中国人的价值观，来传播中国文化，要远比政府官员自己到国外去宣传，效果更好。 

      如何才能让一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说你好，成为你的民间宣传大使呢？只有当政府真的对老百姓很好，社会开放，机会平等，法制健全，当中国人真的很自豪的时候，才有这种可能。 

      在这样的一个大宏观背景下，还要有一个小的财政支持：我们应该有一个由各级政府财政支持的机构或基金或协会或交流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开放性地派出或请进各种典型的、有影响力的、现在就很优秀的、未来很有潜力的各个行业的精英人物，进行交流和培训。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需要解决：非政府组织（NGO）的定位。我们现在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还没有系统的政策，还没有把NGO当成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来加以系统培养和发展。目前中国的NGO，和改革开放20年前1988年时候的民营企业非常相似，还是处于被视为“必要补充”的发展阶段，还没有被重视，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也还没有发挥出来。但是，我们相信，未来的二十年，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依靠非政府组织，就如同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必须依靠工会那样。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就如同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样，一定会在建设和谐社会、保护自然环境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第三个建议是：“多点播”：对发达国家的民间智库机构、大学教授、专业高端媒体进行有目的的互动沟通。这里的“点播”，是“重点播种”的意思。 

      发达国家的运作方式，存在这样一个“闭环”：“名词创造者”（民间智库、大学教授）提出新观点，创造新名词；然后“名词创造者”通过各种研讨会、论坛、内部工作会、文章、出书、评论节目等方式影响“名词使用者”（政府官员、议员、行业协会、利益团体）；“名词使用者”一旦接受了名词创造者的影响，开始使用这样的新名词，马上“名词传播者”（报纸、电视、杂志、网络等各种媒体）就开始广泛传播，从而影响全社会、进而影响全世界。 

      这是一个“声音放大”的过程，是一个周而复始、不断发明创造有利于自己利益的“闭环”：各种舆论就此形成。在这个“闭环”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民间智库，是研究机构，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们看美国，提出和推行“中苏美大三角”外交理论的国务卿基辛格是大学教授、轰炸了南联盟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原来也是大学教授、现在的国务卿赖斯原来还是大学教授；著名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原来则是一个管理咨询公司的合伙人。所以，影响国际媒体舆论的关键，是影响民间脑库。 

      我们的外宣工作，如果能够做好上面提出的“多分开”、“多撒网”和“多点播”三件事情，我们应对国际舆论的办法，就多很多。我们未来的路，就会好走很多。

                                                   赵民

                                            2008-4-24 17：17PM

                                              从长计，图未来

编者按：“钧策三人行”系列视频，是由正略钧策创始人赵民在2008年4月发起的，每期三人，以当下流行与热门内容为话题，在轻松的气氛下评论时事、展示嘉宾风采，其中既有嘉宾的妙语连珠和针砭时弊，也有他们凝结人生智慧的思考与感悟。希望各位看客在体验轻松之余，能够有所启迪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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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真：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正略钧策负责投融资业务的专家陶亚东来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一些话题。亚东你知道上个月月底在3月1号的时候，推出创业版的征求意见稿已经截止了，那么这是对很多的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事件发生，对中小企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陶亚东：创业版的推出无疑对中国的创投市场是利好的。对广大的创业者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在我看来，创业者应该是就像谈恋爱一样，而且是一种传统式的婚姻，不是现在的自由式恋爱。 

李元真：什么加传统式的婚姻？ 

赵  民：是说没有同居，先要谈恋爱。 

李元真：我还以为是有媒妁之言那种。 

陶亚东：是要有一些传统的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是来自于创业版的要求也好，来自风险投资机构的关注也好，这些关注限制了我们的恋爱的对象，因为我们创业最终是为了拿到风险投资，是为了在创业版中上市。 

赵  民：适合创业版上市的公司是有一定的特征的，就像谈恋爱一样，谈恋爱的年龄、还有一些基本的要素是有一些特征的，符合这个特征的才行。 

陶亚东：那么这个风险投资机构主要是关注哪些方面呢？也就是我们的对象应该具有哪些特质呢？主要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行业，最好是一个朝阳的行业，未来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的行业。创业版也提出了“五新三高”：新经济、新技术、新服务、新能源、新材料，还有高技术、高成长、高增值，这也是大的政策方向，不同经济的方向。 

赵  民：“五新三高”听起来好像没有一个企业达得到的要求，是同时五新三高，还是其中有两个因素或者是有三个因素，就像谈恋爱找对象三高一样，高个子、高学历、高收入？ 

陶亚东：不应该是同时具有，就比如第一个五个新，说白了就是五个不同的行业，新能源、新材料我们只能处在其中的一个行业里面，后面的三个高可以同时具备。 

赵  民：我听下来比如说新能源和新服务是可以结合的，一个人三高里面可以有两高，个子高和收入高，但是不能是新能源和新材料，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在一起的，对不对？ 

陶亚东：是这样的，这个主要是从行业方面来说。 

赵  民：然后三个高是可以同时具备的？ 

陶亚东：对！基本上可以同时具备。 

赵  民：也只有具备这三高了，才能获得风险投资的亲睐，才能够去创业版上市？

陶亚东：不一定全部具备，就是至少你该具备一点，一两点，毕竟现在的创业者非常的多。 

赵  民：一新，五新里面起码有一新，三高里面起码有二高，一星两高跟三高也差不多。 

陶亚东：这个才能引得风险投资的关注。第二点主要就是市场方面来讲，你的市场容量要大，你的市场占有率最好能做到更高，这也是创业版提出的一点，就是高成长性的要求。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去做产品，我们的产品如何好，我们去做服务的，我们的服务如何好。这个主要是以竞争关系来讲，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这也是创业版提出的盈利性的一个要求。最后一个就是比较关注创业者团队，一定要完整，做技术的也有，做服务的也有。 

赵  民：这个东西跟上市公司的要求没什么两样，你得告诉我有什么差别？

李元真：也有这么几个方向。 

赵  民：谈恋爱的有20岁谈恋爱的，有30岁谈恋爱的，有40岁谈恋爱的，有50岁谈恋爱的，有60岁谈恋爱的。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要求。 

陶亚东：我们创业者也可以有20岁谈恋爱的，甚至早恋的，还有晚婚的。 

赵  民：我的意思是创业版的要求和A股的要求有什么差别？ 

陶亚东：差别是这样，就是A股的要求，这几个要求因素基本上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数字的量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规模是不一样的。A股据我所知，是你每一年的净利润是三千万以上，而创业版比如说你存续期有三年，两年合起来有一千万，所以从规模上来讲小很多。 

赵  民：那我就理解了，差不多就明白了，你把这些话说出来就听懂了，不说出来没听懂。20岁谈恋爱的人不需要家里有房子，30岁结婚的时候最好有房子，40岁结婚的时候，如果男的没有房子人家不嫁给你。 

李元真：现在25岁也是这样一个。 

赵  民：房价贵了，30岁也可以没有房子。 

陶亚东：创业版的推出也是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现阶段重要的一步。就跟婚姻一样，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以结婚一样，形成了一个市场融资的渠道更多了。 

赵  民：现在的股市这么差，当然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好明天差，但是总体上是3500点左右，最多也就是3600点，再推出创业版，这是利好还是利坏？ 

陶亚东：当然是利好。因为现在从6000点一直降到3000多点，原因是大小非的问题，就是说非流通的限售股一解禁，很多的持有者抛售，使这个资金下来了。但是整个市场来讲，最近又批了很多新的基金，补充了市场的流动性。只有这个市场钱多了，流动性多了，才会使这个股价上来。那么创业版同样，他们也是意识到补充市场上的资金，所以我觉得肯定是利好的。 

赵  民：但是可能对A股的资金就吸走了。 

陶亚东：这倒也不会，因为大家是投资者，二级市场的投资者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大家对所擅长投资的行业和研究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创业版再推出也是比较新的东西，而且创业版所具有的时间又不是很长，所以它风险性大家都会从投资收益和风险上来平衡。所以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具体怎么做，都是特别不一样，各有千秋的。 

赵  民：全世界的创业版大概只有一个成功的，美国的那个纳斯达克比较成功。香港的创业版是臭名昭著，很多公司都是上了创业版以后后悔莫及，那我们的创业版是什么样？会不会也弄的不可收拾，股价低迷？ 

陶亚东：这个不太好说。这个怎么讲呢？中国也曾经在之前在深圳试推过创业版，结果也没有成功。世界最好的还是纳斯达克，但是中国具体怎么走，还是有待于监管部门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就是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监管体系是很重要的。 

赵  民：你说监管体系完善。我知道好像跟股民有关系。我最近看到中国的交通银行卖了第一支QDII对外直接投资的基金清盘了，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香港和发生在国外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好像在国内就说是一个新闻，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很多的基民买了这个基金的老百姓就受不了，怎么可以清盘呢？基金不是国家的吗？交通银行不是国家的吗？股民的心理就有想法，从没想过基金可以清盘？ 

陶亚东：我觉得还是对投资者，这种股民的教育。因为任何的基金都有清盘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它亏了50%就要清盘了。为什么国外会对基金的清盘是很司空见惯？因为我相信他们第一次清盘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中国如果是清盘更多，我不是希望继续清盘，如果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出现，肯定大家也会觉得司空见惯，只是第一次会引起更多的振动而已。 

李元真：必然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刚刚开始。 

赵  民：这就是基民买基金，股民买股票，就跟人长大的过程中第一次初恋一样，开始的时候打击比较大，以后就老油条了，来吧，没关系。 

李元真：这个话题勾起了赵民的很多的往事的回忆。 

赵  民：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陶亚东：经验是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去积累的。 

赵  民：需要有挫败感，在挫败中成长，不断成熟。 

陶亚东：这就要求我们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中，在恋爱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执著到底的精神，只要你认可它这个项目，只要你看好它的前景，你就应该去坚持，不断的去寻求VC去谈，因为VC他们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专家，他们对所有的行业都很了解，都是专门研究机构，他们也投了很多的项目，所以他们一拿到项目之后会看到你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所以就是不断的去跟那些公司去谈，会发现很多的问题，然后根据宝贵的经验再下功夫去改进。 

赵  民：我听你说的好像VC是免费的教师和免费的指导。大概的跟你谈一谈，给你指点毛病，回去以后怎么把它弥补了。不管是表面上弥补，还是真的把它弥补了，反正是化妆的越来越好看。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扇你两巴掌，说你几句话，实际上是打是亲骂是爱，实际上对你还是有帮助的，脸皮要厚。 

陶亚东：对！脸皮要厚，然后还有手要勤，不能光说完听完就完了，要又有积极的心态，赶快哪儿块不足赶紧去改，赶紧去做，赶紧去补。前两天我看了一下第一季度中国创投市场的一个报告，披露了一共是73起事件，投资事件，其中早期的有8起。从这个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创业市场还是更多的关注于后期的项目。 

赵  民：也就是12%是短期项目，88%是中后期项目。 

陶亚东：对！创业版的推出会有很大的改善。创业版的推出对于风险投资机构来说就是多了一个退出的渠道。以前的早期项目比如说经过十年才能达到A股，上国外，去国外上市，现在一般早期项目都是去纳斯达克上市，因为去纳斯达克是境外要通过很多的步骤，比如说你要做海外架构等等。中国自己的本土创业版就剩了很多的手续。现在只有A股的话，就是中国企业版的话，那么一个企业要培养怎么也要五六年，要是有创业版的话，培养两三年就可以上市，上市那些VC就可以推出了，就实现了我的获利了，所以创业版推出之后VC会更多的关注早期的项目，特别是中国的这些创业者是非常利好的。 

赵  民：会不会中国的创业版出来以后，会超过香港，甚至超过纳斯达克，成为全球第一的创业版？ 

陶亚东：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怎么说呢？首先中国的创业者多，中国的人多，中国好项目多。 

赵  民：关键是中国的文化叫“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人人都想当老板，人人都想创业，所以创业文化根深蒂固。

陶亚东：对！像纳斯达克去年上市的中国的创业企业记不清楚了，大概有二三十个，占整个纳斯达克的应该是10到20%左右，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所以从这个就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政策更好的推出创业版的话，中国本土会有更多的企业不去纳斯达克上市，我回来上市。从这样良好的发展势头来看的话，超过纳斯达克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

赵  民：这是我们的良好夙愿。 

陶亚东：对！是这样的。 

李元真：二位对于中国创业版的发展的推出是非常的乐观的，对这个创业项目也是非常的乐观。今天就非常感谢二位对我们的精彩分享，祝你们的项目，你们的恋爱都顺利！（访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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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真：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又请到了正略钧策更资深一些的才子解永军来跟我们共同一个最近很热点的话题。最近有一句流行语叫做人不要太CNN。网络上各方面对于CNN的声讨比较浩大。不知道您对于这个现象背后的东西是怎么看的？

解永军：我谈的主要是从传媒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其实我还是更多从传媒企业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第一，我想谈的就是网络媒体、新兴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影响。可能在之前大家一直都觉得新媒体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没有一个直接具体的事件，把网络媒体的力量表现出来，这次从网络、网民对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抗议的活动来看，它体现了网络媒体的能量越来越大。新的媒体直接体现的好处就是没有边界、交互性以及越来越个性化。我们说媒体的发展从最初的报纸和电视的大众传媒，到现在的媒体越来越分众化，分众传媒。上海做了一个新的频道叫Channel Young，在做分众，年轻人的频道。越来越分众。未来的话，随着网络传播的经济性，会过渡到更加个性的媒体的发展。新媒体的发展对于传统媒体的影响是巨大的。现在已经显现的纸质媒体比如说报纸，传统的出版，冲击越来越大。特别是传统出版，我们说知识，特别是信息化成本越来越低。出版网络上的图书，比如说新概念英语，我们在网络上就可以很轻易的免费的下载。

赵  民：我有体会，我原来买光盘看电影，我本来想买《士兵突击》，后来一看新浪网上的首页，一点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现在带宽也宽了，一看跟光盘差不多，我就把它下载下来了，下载下来以后上飞机看。

解永军：刚才您讲的问题，在五六年前知识类的光盘，实际上曾经红极一时。当时也出现大量的音像出版社。目前这些出版光盘的音像出版社，都难以继续生存了。原来就是出版光盘，作为信息的收集。现在看来，从网络直接下载，已经没有人存储到光盘上了，这个产业没有发展几年就被淘汰了。很多音像出版社现在生存都很困难。现在网络媒体，新的媒体对于传统的媒体，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目前国内的传媒还缺乏影响力。国内尤其主流的媒体，的确还缺乏影响力的。缺乏影响力的原因，其实我们从内部管理上有几个方面的探讨，有几方面的思考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传媒，特别是包括报纸和电视，首先从定义上来看，我们看现在的媒体，特别是电视的媒体，上星的这些卫视，基本上追求都是娱乐化，定位于大众娱乐，或者是休闲伴随性的定位。很少有定位在信息的提供或者是社会的需求。娱乐的话，整体来讲，娱乐是非强制性的。我看它觉得很好，休闲的时候喜欢看一看，它是非强制性的。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需求，包括新闻，新闻是属于强制性的。比如说个人归属，包括媒体它有一定的政治派别，我可能是属于左派的或者是右派的。这个媒体也是左派的，我可能倾向于这方面。所以国内的媒体，都纷纷选择娱乐这方面。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定位在娱乐。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媒体影响力，包括上海文广，它最终做的还是娱乐。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我们看它做财经，其实它很多的时候是在娱乐的市场做财经，它的新闻不是非常严肃的对于财经的分析。这种还是有，但是少。

赵  民：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风格当中，报纸、杂志、电视三个比较而言，从业人员的素质，电视从业人员普遍素质是比较低的，不如报纸和杂志。

李元真：看电视的人是更大众的，而且年轻人或家庭妇女关注的比较多。

解永军：其实从现状来看的确是这样的，杂志和报纸包括一些出版人员的素质会更高一些。出版行业目前我所了解的是现在是研究生以上的学历才能进去。电视行业人员素质的确不高，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去之后，两年就成熟了。两年之后他也觉得自己在这也没太多提升了。

赵  民：还有中国大部分电视台，用人制度没有改变。还是有不同身份的，不管是聘用制的，还是正式员工。正式员工是铁饭碗，它没有被淘汰的机制。就像没有改变的国有企业一样。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留不住优秀人才，或者说进不来好人才。

解永军：对！您谈到的是内部的管理方面。我觉得在管理上，有些方面我们管理咨询，这些年为传媒企业做的管理咨询也承担一些责任。前几年我们给电视台做项目的时候，我们提出来，包括在绩效考核这方面，更加观众收视率，我想这个在三四年前应该是对的。国内那个时候电视台很少关注观众是否愿意看，很少关注我这个节目做完之后，我到底花了多少钱，能赚了多少钱。就是这种公司的属性，在利润最大化的角度上，电视台传媒整体关注度不是很高。我们在给传媒企业做咨询的时候，特别是跟电视台做咨询的时候，我们就告诉它一定要关注收视率，要考核收视率，要考核你的经济收益，就是你成本的投入和产出，关注你的利润。当初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实际上现在很多电视台都在关注收视率和成本收益。

赵  民：从你谈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电视台很落后，三四年以前才干这个事儿。国有企业在十几年之前就干这个事儿了，甚至二十几年就干这个事儿了。像有些报社、杂志社都是十年以前，98、99年的时候就干的如火如荼了。电视台还存在垄断这个问题。我觉得电视台是变相的垄断，现在到了非打破不可的地步了。

解永军：其实刚才讲了，关注收视率，关注成本收益。虽然重视了消费者，重视了受众，同时也更加关注了收益率，但是它带来的没有真正对传媒影响力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赵  民：有影响力。就比如说推出一个不男不女的李宇春，就很有影响力。

李元真：说到这我觉得湖南卫视还是挺成功的。至少吸引我们这些人的眼光。

赵  民：都说生男生女一个样，这就是影响力。还有做人不要太CNN，这是现在的流行语嘛！

解永军：我看影响力是这么看的，就是说传媒不同于一般的消费品。传媒如果过多的关注受众，就会引起传媒的世俗化。其实我们看超级女生，其他更多的是迎合受众的需求，引导受众包括新的生活的理念、包括人们的追求方面是缺乏的，更多的去迎合受众。这也就是单纯考核收视率带来的问题。几年前的进步，现在来看，我觉得电视台的考核，除了收视率以外，当然收视率很重要，不考核收视率就不关注受众。除了收视率之外，还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还有一个成本收益关注利润的话，从电视节目类型上来看，成本的收益，由低到高是这样的，国际新闻，然后是国内新闻，然后是大型综艺节目，包括体育节目，然后是访谈类节目。从收视率和投入的成本收益上来看，访谈类节目是最高的，随便一个话题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投入了多少。比如说一个国际新闻。

赵  民：凤凰卫视有一个频道叫谈话频道，我经常遇到很多朋友跟我说，经常在北京有一帮人，打着凤凰卫视的名义给你打电话，说很关注你们企业，给你们做品牌宣传，找我们来做做访谈节目，但是要交多少钱的播出费。我都听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解永军：这也就是说，大家追求的都是低成本的，一些高成本的，包括国际新闻，国内的新闻，现在各个媒体做的都很少，更多的做的都是地区性的新闻，或者是本地性的新闻，民生新闻。

赵  民：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谈，就是大量的节目内容缺乏对受众的关注，都是自己维持，自己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关注收视率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是要关注收视率，我觉得大量的节目，或者是大量的电视台关注度是不够的。但是只关注收视率也是不对的，很多人怎么获得新闻的，看电视的话，看凤凰卫视，不看中央电视台。原来我知道上海人是不看中央电视台就看上海台。广东人也不看中央电视台，看香港台。这个弄的北京人，特别是很多白领，也不看中央台，这就完蛋了。你说北京人出租车司机都是可以谈国家大事的一个城市，连白领都不看中央台，所以的确还是需要有一些影响力的，思想性比较强的，或者是实质性比较强的。

解永军：刚才说了民生新闻这个词，很多电视台都说我们是民生新闻。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它不是真正的民生新闻，民生新闻是关注民生的，民生各态的。实际上我们的民生新闻，还有点儿类似于八卦新闻，更多的倾向于娱乐新闻和八卦新闻。你比如说一些真正拿大菜刀打架的场面，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好的。但是它的确对收视率的提升的确有帮助。大家都很讨厌这个场面，比如说我在新闻画面上播出的话，的确会吸引人去看。一看这种镜头，一看这个画面，它的确有吸引力。但是把它叫做民生新闻的话，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民生新闻。

赵  民：如果是民生中的一个角落，一个点，并不是我们希望所看到的，有深层次的、有思想内涵的民生新闻。但是你要这么讲，我看大部分的地方播出的内容，抓不住拿刀砍人的镜头，所以个别的镜头里面有一点我觉得无妨，反而有吸引力的。但是大部分电视台这种镜头都抓不住，因为记者没来呢！

解永军：其实还是体现了记者，最起码把这个节目做好的话，体现出了他的敬业。比如说我听说苏州台，他们有一头牛疯了，记者赶快去录这个疯牛，结果疯牛向他冲过来了，他一直没有躲，一直录了下来，最后疯牛真的撞到他了，把他顶到河里去了。但是他把整个过程全都拍下来了。结果在节目放的时候，在新闻上放，这个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这个收视率肯定是高的。

赵  民：这个有点儿像战地记者。

李元真：其实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心理，都想看这个东西。

解永军：这里面没有深刻的分析，比如说打架，它深层次的矛盾，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包括这个牛疯了，后面的关联问题。

赵  民：牛疯了后面有什么关联问题？

解永军：瞎说啊，牛疯了比如说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有疯牛病，一个防疫的问题，第二个群众安全的社会保护问题。

赵  民：你这个是典型的管理咨询的思维，做点是不是做咨询。

解永军：其实在国内都有很强的影响力，仍然是在娱乐上。在国际上，央视虽然在北美落地了，但是收视率基本没有。

赵  民：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看新闻报道奥运圣火的传递保护的问题，叫金晶，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电视上播出当时的情况，如果当时的镜头播出，所有的人们都会有一种正义感。类似这样的影响力，我觉得我们还要从多个角度去看。你现在就是来宣传这个人，我也不知道她表现的怎么好，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是事后来宣传，这个影响力从我心理来讲是打了折扣的。

解永军：从这方面来讲，我猜测政府有很多顾虑和担忧。但是从这次大规模网民对西方不实报道的抗议来看，我觉得最起码这个事件说明中国人对于媒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判断上更成熟一些。大家都觉得央视的新闻不是很全面，更多的是报喜不报忧。很多年轻学生，我记得我上学那个时候，BBC，听美国之音学校是不允许的。那个时候觉得西方媒体真的是他们说什么，我们听什么。

赵  民：那是你们年龄太小。现在还在读书的年轻人，可能想法跟你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年龄大了以后，见多识广了以后就知道了，其实是都一样的。

解永军：本身文字是非客观的。一件事情怎么来形象，褒义词和贬义词，文字和语言本身就是非客观的。实际上我们媒体也是非客观的，我觉得对事情的看法，人的心态总是容易走极端。比如说一件事不是很客观，就是这种心态，在心态上容易走极端，不是左派就是右派，很难说是很客观的中间路线。实际上这一次的事件，对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于媒体认识有很大的提高。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对中国传媒开放性等方面是有帮助的。政府担心这些事儿，实际上就是要开放，到发现成熟一点，我开放的速度再快一点。但是这一方面是国际上的开放，包括国内上的开放，也是可以开放的。

赵  民：每个城市之间，电视节目互相之间也有封闭性。

解永军：也有封闭的。您说上海不看央视，实际上苏州离上海不超过一百公里的距离，旦是苏州也不看上海的电视。这就是说，每个媒体更加关注于本地，而不是关注于更广的视野、更深的层次。

赵  民：互联网哪报道以后，互联网都是平的。

解永军：这样的话对于安全的区域，一个是电视这块IPTV，将来会没有边界了。

李元真：咱们地区性的媒体，下回再说。今天提到了中国传媒的发展趋势，您的观点我们是很受用的。下次我们再谈区域媒体的发展。谢谢！（访问结束）

      我们正略钧策的观点是，要有一个“1+1+1”的产业投资战略。

      第一个“1”，是指民营企业家自己赖以成功的“发家生意”，也就是自己最早成功的那个行业。这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产业基础和事业基础。对于大部分1960年以前出生的现在50岁以上的民营企业家，自己在过去三十年中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成功的产业，一定是自己最熟悉，最清楚，最有把握的事情，当然，应该也是最有感情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产业上，增加自己的投资，保持持续的市场竞争力和领先地位，不仅是一种产业战略，更是自己的生存基础。

      但是，一般民营企业家遇到的一个头疼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发家产业”，通常是一个市场完全放开的技术含量有限的制造业，现在的利润率越来越低，通常难以支撑高速发展的需要。尤其是2008年开局以来，粮食涨价、石油高价位、人民币升值、土地严控、银行贷款严控、税法调整、《劳动合同法》严格执行等等，使这样的一个产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充满了不确定的未来。

      所以，我们提倡和推荐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要有第二个“1”：要从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角度，发展一个高成长的新产业。这个“1”战略，不仅仅因为2008年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严峻的市场环境，所以，才需要调整自己的战略，而是有更加长远的打算。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和媒体报道的民营企业家，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民营企业家分为两种：一种是换过行业、虽然还保留了自己创业早期的那个行业但是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早已经不是发家业务的民营企业家，一种是从来没有换过行业、现在还在干着自己当初创业早期行业的民营企业家。前者在华人企业家中最著名的就是李嘉诚。李嘉诚最早的时候是卖塑料花的，哪里懂什么房地产，更不知道什么3G和高科技，但后来全懂了。这两种民营企业家的形成，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每个企业家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差异，但是，形成这样一种差别的最主要的原因，按照我的观察，还是在民营企业家本人的战略。中国现在的市场环境还远不成熟，市场的发展空间还非常大，所以，一个民营企业家，如果真的能够从长远发展战略上，安排布置第二个新产业的战略发展和投资，只要你不是要求太高，管理也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那么，三年五年以后，还是基本能够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产业格局：老产业继续提供利润和发展支撑，新产业也开始贡献新的希望和未来。跟着你一起创业的公司老员工也因此而热情高涨，信心倍增，一个集团公司的雏形开始显现。

      当然，话又说回来，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也在这样一个从核心老业务向转向一个新业务的过程中遇到挫折，乃至失败。但是，这不是新产业本身和发展战略的问题，而是企业家能力和内部管理的问题。因此，是有解药的。

      在上面的两个基础上，第三个“1”也就有了重要的来源和存在的价值：我们提倡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定要做财务投资，或者叫“在某几个产业中，做一个永远只当小股东的人”。对民营企业家来说，这种财务投资，现在已经越来越重要。中国的资本市场，在过去的三年中，有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今后十年，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和中国企业家的财富，主要已经不是来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产业市场，而是来自资本市场。换句话说，金融资本将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和中国企业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再过十年，如果我们看看中国的富豪榜，看看我们周围的有钱人，一定会发现，那些投资于资本市场、投资于风险投资、投资于创业企业的人，会逐渐在产业和资产上，不断胜出！

      十年前，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中国的全部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和，比美国微软一家公司的市值总和还小，所以，那个时候，你忽略新产业投资，忽略资本市场，忽略基金，是没有关系的，也是无足轻重，但是，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一个深刻理解和贯彻“1+1+1”战略的中国企业家，会更加容易发展壮大，会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更快，走得更远。这也是我们回顾三十年总结的一个结论。

                                              赵民

                                     2008-4-10 6:50AM

                               一个人的成功，首先是眼光和投资的成功

观看本次访谈的视频，请点击http://you.video.sina.com.cn/zhaomin 

李元真：大家好！今天我们的钧策评论，由两个人升级到了三个人。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创始人总裁赵民，以及正略钧策有名的才子曲飞宇和我一起就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做一下探讨。我想二位都知道，从2007年底到现在国内很多大的企业都相继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包括中国移动、中国人寿等等。我想问一下两位，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时点和阶段，突然有这样的一个爆发？ 

曲飞宇：是这样的，我个人的看法是，2005年开始，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事业的一个分水岭。在之前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是跨国公司主导的这种情形，就是在之前跨国公司投资慈善，公共关系为主。05年之后，国家电网发布了第一份央企的社会责任报告。在这份社会责任报告之后，引起了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同，到07年下半年，将近24家公司先后发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报告。 

赵  民：这24家都是中央企业还是中国的企业？ 

曲飞宇：中国的企业。 

赵  民：也就是说，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的央企，也包括其他的上市公司或者是民营企业。

曲飞宇：包括。现在深交所它有一个规定，总体的态势是…… 

赵  民：深交所的规定是什么规定？是说所有的上市公司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报告吗？ 

曲飞宇：不是强制性的。 

赵  民：它只是一个引导性。 

曲飞宇：对。 

赵  民：就是说你最好是捐款，不捐款也没关系。但是你最好把捐的钱，放在预算里面，不捐也没关系。 

曲飞宇：总体态势是央企起到了领军的作用。民企整体态势发展是比较好的。 

赵  民：我个人感觉是跟社会的改革进程和主导进程转变是有关系的。我们改革进程到今天，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社会管理的问题也复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带来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包括社会结构，包括贫富的悬殊，大家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观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企业这个角度来讲，反映科学发展观，反映现代的时代主旋律，社会责任报告是最具体和最直接的行动。社会责任报告对一个企业本身，并不一定是要做的，但是像一个人解决了温饱一样，它就要追求事业的成功，社会的认同，追求老百姓所说的名和利。对于一个大的企业也是一样，当一个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以后，它主动的去想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出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本身就是对自我约束和自我督促。虽然我们现在只有24家，总数不多。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相信今后撰写社会责任报告和印发社会责任报告，或者企业内部承担社会责任报告专业的部门和专业的岗位，也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新兴现象。这在以前，2006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到今后肯定会越来越成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潮流，就像流行服装一样。企业的流行的服装。 

李元真：像您刚才的话我理解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强调政治背景，社会责任报告也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另外，谈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存在自身的一个必然的追求和要求。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曲飞宇在社会责任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怎么样去比较全面、比较准确的理解它？因为有一些网站等等，都会谈到环保、劳工问题等具体的问题，是不是比较起来狭隘一点？ 

曲飞宇：刚才赵民也谈到了，我们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它是经历了萌芽状态，到现在的繁荣阶段。实际上我们中国的企业，包括我们对整个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刚开始是认为是一种多捐一点钱，做一点慈善事业，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企业的社会责任，按照德鲁克的观点，我们应该从两个层面理解它：第一个层面就是一个机构本身存在，它对社会贡献的过程中，你在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是不是遵守相应的法律道德，对你的股东，对你的员工，对你的顾客，对你的供应商，承担着相应的责任，这是第一层，也就是机构本身存在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第二个层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就是这个机构本身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它可以尽自己经济方面的作用，帮助社会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你机构存在而产生对社会的影响。比如说一个钢铁企业，它制造钢材，对社会产生了污染，你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属于第一个层面的责任。一个钢铁企业，你对社会的捐款，你履行的是对社会第二个层面的责任。总体来说，我们应该从两个层面上理解这个社会责任。也就是说，一个本业，一个副业的问题。第一层面是本业，第二个层面是副业。 

李元真：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跟企业核心的商业行为关系更重要。

赵  民：就像人穿衣服一样，首先人穿衣服要保暖，然后还要有文明水平。你上班不能穿拖鞋，不能穿短裤、穿背心。这是起码的文明水平。然后还要做到一定层次和岗位一样，像白领，衣服要穿名牌，穿的要得体，还得要时尚。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有两个层面：钢铁行业，石油化工行业，有污染。这不是说什么社会责任了，起码你不要去做对社会有害的事情。其实我们国家环保政策要求，对企业排放、排污的要求，我们起码不要危害这个社会，这样的话，你做一个好公民，还能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主动发挥领头羊的作用、龙头的作用。你刚才说的主业和副业，就是主要的社会责任和辅助的社会责任。做个比喻的话，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要穿衣服，而且要穿漂亮的衣服。 

李元真：如果说企业要穿漂亮的衣服，会不会让有些人片面的理解为一些表面工夫呢？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也好，做企业的相关事情也好，就是一种表面工程、慈善工程。 

曲飞宇：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多媒体也有这种看法，包括05年国家电网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之后，很多媒体对这个报告进行批评。首先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一种进步。首先将我自己的企业是不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情况对外公布，我愿意接受社会的监督，我愿意社会来评判我，究竟这种企业社会责任，是不是真正的社会责任，企业在批评之中修正自己的战略，指导自己的行为。当然也不排除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行为来作秀，来扩大自己的宣传。当然也有这种动机。当然我觉得从整个体系来讲的话，社会需要监督，企业需要自律。两者相结合企业的社会责任事业将会发展。 

赵  民：你这个问题的说法，提问题的角度是有情可原。刚才元真你说的说法呢，应该说有正确的一面，有积极的一面。你说穿名牌衣服，穿很漂亮、时尚的衣服是为了宣传自己吗？当然是在宣传自己，希望在芸芸众生、在办公室里把自己突出出来。但是如果一个人穿着名牌衣服，他的行为举止肯定要文明。他肯定不能做一些低层次的事情。如果做的不好，他也觉得自己跟身份不吻合。经常有一些杂志或者有一些文章里面讲到，说女人买一双鞋就要买全套的。为什么呢？这双鞋很名贵，买完之后，就要有相应的上装和下装，头发也要烫。结果全身消费全上去了，档次全上去了。从一个点突破了以后，整个水平都带动了。从企业的行为规范和人穿衣服的道理来讲我认为是一样的。如果你自己在外面说了，我要做什么什么，然后你做的很下三烂，老百姓和消费者肯定就要说你言不符实，就是说出去的话他没做到，有一定的夸张程度在里面，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善意的宣传，这是他自我的奋斗目标。从总体上来讲，企业如果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它就是在做品牌宣传，也是可以鼓励的。 

李元真：也就是说，可能上是对自己的一种约束和客观上的一种激励。说到约束，刚才也提到监督的问题，社会责任的监督，不知道有什么考虑？比如说我是招行信用卡的用户，每次我消费完了，它都给我发一个短信，说欢迎你消费，它说每消费一笔，都给希望工程捐一分钱。这个情况最终捐没捐、什么渠道捐这些我并不清楚，作为消费者来说。类似的广告也挺多的。这些方面，从相关部门还是社会舆论等等，就是怎么样去监督它？怎么样知道它真正的履行了社会责任？ 

曲飞宇：我个人也有这个疑惑，当我看这个广告的时候。我觉得首先要依赖于对企业来讲最主要的一个资本市场，你的年报中，你每年的年报，你应该对非盈利行为和盈利行为做一个披露。这个方面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监督力度和我们企业自身信息披露制度还是要进一步完善的。当然企业肯于做这件事情，做出这样的承诺，我还是非常相信像招商银行、农夫山泉，他还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首先一个企业有这样一个品牌，能够承诺做这件事情，从我自己感觉来说，我是认同这个事情的。但是究竟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还是需要验证的。 

李元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一个正规的渠道去监督它。 

曲飞宇：是的！ 

赵  民：我看互联网就可以做这个事情。前两天看到河南有一个什么地方，花一万块钱理个头发，就是万元头，然后在网上搜人，就把店主的信息都搜出来了，甚至把工商执照号、车牌号都收出来了。一样的，如果一个企业像农夫山泉，或者招商银行，他说保证你刷我一次卡，喝一瓶我的水，我一定捐助多少多少钱。它敢不做吗？我觉得不太可能。这么大的公司说过话，更何况它捐款还免税。所以不太可能做这个事情。但是也没有机构监督，这个东西靠民意，靠口碑，靠老百姓。因为企业的员工多了，你说捐了，但是没有捐。这个企业的财务部门，企业内部的员工最清楚。员工也不是终身制的，有流动。而且说做了，但是它没做的话，员工也会有正义感。我倒觉得对于这种大企业，我觉得是可以“掉以轻心”的，我这个掉以轻心是加引号的，就是说可以放心。相反，我认为很多个人和一些不是那么大的企业，这方面需要有所谓的舆论和公众监督。我记得有一年发大水，中央电视台搞了现场募捐。当时募捐了多少亿，后来我听报道说好多都没落实，都有缩水。当时，头脑一发热就认了，但是后面落地不了，或者是缩水。在这样的场合里面都是现金。它捐了多少，用等价的物品来做，物品有市场价，有销售价。销售价还有打折的，你今天要拿一个百分之百不打折的销售价来评估你的捐款，这个就点儿不好了。更何况有些商品是有保质期的，或者说有最佳时期。应该对这种行为形成舆论监督机制或者是网上的监督机制。我觉得广大网民一定对它非常有兴趣，很愿意了解这种事情。而且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如果你有承诺不去做的话，一旦在网上被发现，它肯定是永远在网上，所有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去搜。应该针对的或者说“掉以轻心”的是大企业，针对监督的应该是个人的小企业。 

李元真：二位的意思是靠社会舆论的监督为主。二位举的例子，也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企业社会责任05年是一个分水岭，未来这几年，是不是要从大企业向小企业，从大的行业到小的行业，在一个范围上的延展，是不是在深度上也有一个延展。未来这几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什么时点会是另外一个分水岭，或者是里程碑？ 

曲飞宇：我觉得是这样，刚才赵民也提到了，企业社会责任是有两层的，我个人的看法是主业和副业的问题。之前发生在中国的更偏副业，忽略了主业，中国的企业在开始阶段也有这个问题，比如说中国移动它会捐很多钱。另外一个对消费者的问题，就是单向收费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这实际上考虑到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中国企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业和副业的问题，就是你究竟是不是能为我们核心内部利益的相关者，我的员工，我的顾客，我的消费者，主要是对他们来说的。在这个基础上，也是你对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一个过程。在这个基础上，我有更多的能力和资源之后回报社会，实际上应该有一个主业和副业的区分。这也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现在中国企业的很多社会责任报告，拿到国际上来评估的话，其实评估分很低。像移动、石油，它们在500强的整体评价非常低，我觉得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我们目前的社会责任体系没有跟国际进行接轨。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跟国际上的机构理解是有一定差别的。像国际机构有SA8000，有劳工认证，还有ISO14000，这种专门的准则和体系。它写报告的时候，形式上也会有GIR组织，就是国际可持续发展性报告的规范，我们在这方面还是要做很多的工作。在内容上，我个人认为，应该更偏重于主业，主副相吻合，这样才能做的更好。从趋势上来说，未来一方面中国企业需要跟国际上进行接轨。另外，同时我们中国企业每个行业的领军人物，需要承担自己引领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历史的使命。我觉得这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赵民刚才谈到，社会责任为什么兴起，源于中国社会从经济追求GDP到追求社会和谐共赢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具有挑战性，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 

赵  民：你谈到的这个电信企业双向收费的问题或者说漫游费的问题。这个应该归在深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还是归在基本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你说的主业还是副业的问题，我觉得更应该归在基本的企业社会责任里面。你应该明白你提供的服务相当于是一个运营商应该向社会提供的。在通信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手机电源的充电器。不同公司的手机充电器是不一样。甚至一个企业里面不同的型号的充电器，接口都不一样。这个没有道理。为什么你故意不一样？这就要你每次换一个手机，都要换一个充电器。这样的话充电器的销量就高，利润就高。但是在整个社会上面来讲，这就是资源的浪费。大部分充电器用完一次两次，或者是用完一个月、两个月以后，或者是用完一年两年之后就扔掉了。当然公司的营业收入高了，但是社会的资源就浪费了。你能说这是社会责任吗？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都讲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那最好的就是没有污染。我今天看到一个电视新闻里面讲，现在全世界各个城市都在提倡骑自行车上下班，又健身，不燃烧汽油要燃烧脂肪，这是一个很根本的节能减排的措施。体现通信手段的企业社会责任，起码把手机的接口都统一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电脑的接口都不一样，或者说我们的电源插座的接口都不一样的话，全世界会是什么样？电线的接口，一个国家里面不同的生产商生产出的产品接口都不一样，得乱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在通信行业里面，手机行业里面，这些大公司就没有最起码的想过这些问题。我们换个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真的是一个大话题、大课题，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曲飞宇：是的！包括我们国家最近在打击的垃圾短信问题，其实我们移动的运营商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李元真：这个话题越来越远了。提到手机、提到运营商，大家都义愤填膺。咱们拉回来，因为我们是咨询公司，正略钧策也是国内最大最早的咨询公司之一。您作为一个正略钧策的领跑人，这个公司作为这个行业的领头羊，在社会责任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考虑？ 

赵  民：我觉得咨询公司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两个：第一是培养人才。你培养的人才是有品牌的、优质的、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或者优秀的职业道德，到企业里面当中高层的管理岗位。年轻人在这里面能够找到就业机会，能够锻炼成长，这是咨询公司第一层面的社会责任。第二个社会责任就是通过咨询建议，通过研究报告来影响社会的观点，影响社会的局势，影响社会的政策，影响企业的行为，来改进了提高我们社会的和谐程度，或者叫社会的环保程度。这是更高层面的。或者说是增值部分的，或者说是更高要求层面的。作为咨询公司我们也是刚刚起步，今年我们也是第一个在全国的咨询公司里面，推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很多地方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开始总是就像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时候，现在回过头来去看，30年之前、20年之前、10年之前，我们很多政策、很多规定，现在都感觉很可笑。但是时代和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企业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一个比较好的未来。 

李元真：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话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期待跟二位以后就其他的话题做更深入的探讨。谢谢！（访问结束）

      但是，在目前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媒体----电视行业，我们就敢说，如果没有广东的电视节目，除了广东人之外的全国老百姓，可能没有人感到遗憾和可惜。

      中国的媒体中，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既不是报纸，也不是杂志，还不是互联网，依然还是电视。但是，如果我们随便找几个家里有电视机的普通老百姓问问，让他们随便说说他们知道哪些电视节目，大家可能会提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艺术人生》、《对话》、《赢在中国》等，他们也会说湖南卫视的《超女》等，会说上海东方卫视的《第一财经》、《波士堂》、《谁来一起午餐》等，会说安徽卫视的电视剧，等等，但是，没有几个一般老百姓能说得出来广东卫视有什么在全国人民心中有影响力的好节目、好栏目，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广东卫视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广东省在全国的地位，很不相称。这种情况，不是现在如此，在过去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基本都是如此。

      应当说，广东在电视节目上，有着其他地方没有的优势：广东与其他省市不同，存在两家省级电视台。原有的广东无线台发展为现在广东电视台，下辖珠江系列频道。2004年，原广东有线与广东经济频道又合并而成南方电视台，下辖南方系列频道，两者共同属南方传媒集团，南方集团另外还辖有广东省网络公司及数家地市级电视台。广东还是全国唯一保留许多镇级有线台的省，而且，因为经济的高度发达，每个小台都能自给自足，活得挺滋润。 

      既然如此，为什么广东的电视节目，在全国没有影响力？

      一种调侃的说法是，广东话很难懂，所以没有影响力。这当然是开玩笑的。真实的理由是，香港电视节目的实际存在。

      目前在广东落地的香港电视节目有：无线频道2个（翡翠-粤语、明珠-英语），亚视频道2个（本港-粤语、国际英语），这四个频道在广东全境落地，被称为参考台。这四个参考台的收视曾占据70%左右的市场份额，其中翡翠台一台又占半壁江山（50%左右），广东全省上下所有电视台都对这4个频道进行广告插播，收入占了自己全部收入的很大部分。

      通过插播轻松获取高收入之后，大家自己原创节目的空间，实际就大大压缩了。轻轻松松赚钱的“好事”，最后变成了阻碍自己特色节目成长的“绊脚石”。 

      实事求是地说，情况也在发生变化：自2003年左右开始，广东本省的各台开始强调自身节目的提升，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南方电视台部分上也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成立的。在最近的5年中，南方电视台和珠江台（广东台）对无线和亚视开始出现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南方电视台南方频道群2006年广州一地的收视已可与无线的频道群分庭抗礼。而同一集团内的竞争，也促使广东台节目获得提升，广东频道群的收视也可占到约15%的份额，两者相加，已经超过无线与亚视的收视份额之和。 

      虽然是有了进步，但是，从全国的角度看，由于香港电视的势力依然强大，所以，广东电视节目，在今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曾经有人开玩笑：广东的电视节目影响力，和毗邻的湖南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相当；而湖南电视的影响力，和广东的经济实力相当。 

      这话，不无道理。

                                          赵民

                                   2008-3-25 15：10PM

                    会哭的孩子是有奶吃，但有很多奶吃的孩子，不一定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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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好！欢迎您做客“正略一品”！听说您今天是我们的嘉宾，我作为正略钧策的一个您的“粉丝”，主动要求来客串一把主持，希望跟您就“创业、管理、人生、成功”这八个字，进行一下交流。主要就是看看您主要是管理您的成功，如何管理您的人生的。一开始为了便于您比较好的跟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您过去成长的经历，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您回顾一下，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的今天，您分别都在哪里？都在做什么？

金岩石：三十年前就是88年，刚到美国。87年8月到的美国。88年的时候，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上课，大部分都听不懂。当时在国内经济学界算有点儿成就，到了美国之后，经济学和经济学是不一样的，两条思维。所以88年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策，就是把我的必修课程，从经济系转到了商学院。我是在经济系注册，但主要的课程是学的商学院的课。学商学院的课就意外的接触了投资银行。我当时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在一年之内读四门课，只要及格就行，就可以进入博士论文的写作。有一个课堂在放电影，在听不懂的状态下，有一个教室放电影，感觉非常好。放电影演的是中国也都比较熟悉的一个电影，叫《风月俏佳人》，演的是一个投资银行家和一个妓女的爱情故事。通过这个电影接触到了一个新的概念——投资银行。原来在国内对投资银行一无所知。当时理查·基尔演的投资银行家，就像007一样，很帅。朱莉娅·罗伯茨演的那个妓女，就是俊男靓女、风流倜傥，而且赚钱很容易。这使得我当时对这个职业产生了一种羡慕。这对于我后来主要是做投资投行，有很大的帮助。

主持人：是因为看上去这个职业能把工作和生活结合的非常好，是吗？

金岩石：是！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只是一个工作，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能够让社会不流动的资源流动起来。这种功能就像货币一样，货币能够让不流通的商品流通起来。汇通天下，才能有货通天下。投资银行是把各种不能流通的资产流通起来，于是资产的证券化创造了一种新的财富——流动性金融资产。这种资产中国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开始接受。我觉得投资银行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间，这个新的生存空间，创造了一种新的价值、新的财富和新的生活理念。这里面如果用两个词来概括，一个字就是“无中生有”，另外一个就是“流动性”。无中生有和流动性如果用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哲学来分析的话，它很接近于中国当年老子的学问。老子的学说，“一生三，三生无限”。道讲“有无相生”，其实这是我一直在悟出的一个道理。现在仍然在不断的感悟。

主持人：三十多年了？

金岩石：二十年，这是二十年之前的事情。而十年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安排索罗斯先生回国来拜会朱镕基总理，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失败了，在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就是当时我的那个小公司，意外的上市了，意外的是我没想到，我也没有参与。97年的7月份上市的。我们的四个合伙人当时的投资，折合成股份也就是一毛八，一开盘就是三块五，到了98年的时候是十三块五。这个时候感觉自己成为富人了，其实并不是真的富了，真正用的钱还是每天赚的几万。一个公司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很值钱的东西，我也没有太感觉到它真值那么多钱。这又是投资银行的一个概念，所以从那开始，我们比较多的开始介入了另一类投资银行，这个跟国内好多人想的不一样。这个就是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另一类投资银行，投资和承销和交易三个环节融为一体。既参与投资，又参与承销，又参与交易。那两年财富增长的很快，生活就比较轻松，有压力，所以开始打高尔夫球，所以1998年刚刚开始学打高尔夫球。97年7月公司上市，98年开始学打高尔夫球。

主持人：还有三十年前在做什么？

金岩石：三十年前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上大学，1976年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在冀豫煤矿。那个时候我是团支部书记，团总支的副书记。所以大地震的时候，共青团所有的组织都变成了敢死队，所以我就变成了敢死队队长。76年一直到77年，是在救灾。78年上大学，这三年，从76、77、78，这三年不仅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转折点，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从此三十年中国经济在世界当中崛起了。所以78年当时我们作了一个比较大的决策，就是越级考研究生。

主持人：什么叫越级考研究生？

金岩石：就是当时研究生第一届，不受任何限制，没上大学的，已经上大学的，毕业和没毕业都没有关系。谁都可以报名。所以78年作了一个决策，就是跳级考研究生。

主持人：您当时是什么情况？

金岩石：当时我在上大学，而且唐山大地震之后，那个大学都在临建篷里上的，不是很正规。所以那段时间就开始复习考试，考研究生。考研究生对于我来讲，我最大的障碍就是英文。那个时候英文什么都不懂，从A、B、C学起，离考试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A、B、C考到研究生，这个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

主持人：我非常好奇，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补到这个水平？

金岩石：讲一个最好玩的故事，就是撕字典，拿两本英文字典，每天不管走到哪里，都撕两页。一有时间就背单词，大量的背单词，已经不管语法了。先解决大量的单词，将来再连，所以那段时间天天背字典，除了别的事儿之外，每天字典上撕几页，为了保证你能够记住这个，就是把字典的顺序打乱。因为你一记A的话，上下就连上了。所以每天都装五页纸，A的有一页，M的有一页，K的有一页，就这么的乱窜。当时我就一个目标，就是单词量，单词量上去了，我就能及格，只要能及格，我就能上。当时我的英文老师，学了九年的英文，他跟我同时考研究生。

主持人：他不会是没考上吧？

金岩石：他也考上。但是他考69分，我考62分。

主持人：你的一年顶他九年！

金岩石：学了一年英文考了62分了，然后其他的专业，我几乎都是满分。当时考的是资本论研究生，资本论我们号称《资本论》倒背如流。当时的考题不是说像现在给你一个题目，而是说《资本论》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回答问题。

主持人：就是死记硬背的。

金岩石：就是你必须知道那一行说的什么内容。比如，某卷某页的注①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要是根本不知道，哪一页哪行讲的什么内容，你根本没法答。当时我们考《资本论》的全国加在一起不到20个人。考第一名的是武汉大学的朱玲，她考了100分。那是很优秀的。我大概是考了97分。

主持人：也很优秀。

金岩石：当时我们就号称《资本论》倒背如流。所以我那一年就是“两背”，第一背单词，第二背《资本论》。

主持人：我想插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听不只一个人说，如果把《资本论》给熟读了，说非常有用。至少对于现代经济的理解，或者是金融市场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您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

金岩石：因为我系统的学习其实就是学了《资本论》。如果说现在大家能够比较喜欢我写的东西，从理论层面上，《资本论》肯定在里面老有。但是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跨界的人。

主持人：比较融会贯通。

金岩石：我学了这么多东西回来发现，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说是正确的，理论都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理论都是往下走，越走越窄，在窄的过程当中，越深越窄，设定的条件、排它因素就越多。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一定是越来越宽的。你阅历越多，接触的人越多，涉及的人越多，它的面是越来越宽的，而理论是越来越窄的。这就是理论和实践必然是脱离的。很多人虽然呼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其实理论的东西就是越走越窄，实践的路越走越宽。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用任何一个单一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现实经济问题，都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跨界。有点儿类似于浅读书，不去深究。就是深到一定程度就停止了。开始用其他学科理论，跟我要分析的问题靠。所以我现在把一些现代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博弈论所有这些东西都汇总到经济问题的分析上，所以当很多人看我写的东西，好像是在讲故事，其实它理论涉及的面是非常宽的。但又不是每一个单一学科能解释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涉及到的理论当中，《资本论》至少是一个主干。

主持人：刚才就是回忆了你的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三个时点。您在这样一个回顾的过程中，有没有体会到，哪一个时间或者是哪一个事件，或者哪一个人，对你的影响特别大？甚至改变了您原来的人生轨迹？

金岩石：很明显就是索罗斯改变了我。因为他给钱，没这钱根本出不了国。如果说87年能够出国，而且能够到哈佛大学，而且当时到哈佛大学的，我们同时在那的人，钱颖一、胡祖六、周恒福、丁学良，现在大家都能看见的这些人。他们都很穷的。他们一个月三百、四百，我一年除了学费之外，我一年两万五。我是当时应该说在哈佛最富有的中国人，除了来自台湾、香港的之外。我想这些人都知道。而且通过这么一个转变，一下子把你的生活从中国跑到国外，而且一下子就是15年，就没再回来。所以索罗斯这个人，至少从这个，直接的赞助行为，改变了我的生活轨道，改变了我的生活空间，而且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从另一个层面，由于是他给的钱，本能就对他有一种崇拜、感恩。在他家住，就是把他当作一个慈父一样对待，真的就是一种感觉。他做的事情，我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总觉得他做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只是一个零头。他突然间冒出一件事情来，很震撼世界。你在他身边没看到，没感觉到。你去问他，他说“哦”就完了。这个事儿在他脑子里头是很小的一件事儿。索罗斯这个人，就像一个神一样，你没有办法去把握他的全部。你看到的是很窄的一个东西。他脑子里所活动的东西，跟别人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像索罗斯，包括巴菲特，国内现在这么多人都说自己是巴菲特的系统，我说学不了，谁都学不了。大师就像弹钢琴的钢琴家，或者是指挥家一样。伟大的指挥家他的动作和一个痴呆指挥家的动作一样吗？差别就在你永远学不到的那一点。能学的东西都是很平庸的东西。真正出类拔萃的，是没有办法学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缘故，我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满足感。就是你所知道的只能是一部分，你能做的，只能是一点点。所以人的欲望和人的追求，只是个过程，你不可能有结果的。可能从那开始，我脑袋任何时候都在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可或缺之人，也没有非做不可的事情。事实上，改革开放早期我们是参与者，那个时候也很忙，一走15年国家不是挺好的吗？现在回来了，又很忙。其实只是你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参与这个事情。其实结果都是有别人指点，并不是你自己。

主持人：您的心态非常好。

金岩石：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一种健康，而且也是年轻，所以现在上电视了，老分不清楚我多大岁数。说你今年35岁了是吧？我说是。我说你头向下看，正好倒过来。

主持人：我们只关心心态，不关心年龄。就是承接您刚才的这个观点，您应该是70前的人，最近您也是刚刚跳到了国金证券，我特别想问在这个阶段，您人生的新的阶段，有没有新的人生定位？您现在可能不只考虑职业的问题，还有整个人生规划的问题。就是您在以后，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金岩石：到你们这个节目里来的人，有一个人叫冯仑，非常优秀。当年我在国内的时候，他应该管我叫大哥。但是他现在比我做的好的多。我回来之后，见到一些人，我就问他们，我回来了，能干什么。很多人讲了很多东西，我都没记住。但是我就记住冯仑一句话，就是“你当教练”。教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国内能够在美国工作生活15年，从业创业15年，经历了成功，经历了失败，又有实践，又有经验，也有理论，而且又不是单一理论，又是多理论，可能这是我的长处。实际上我回来并没有职业选择。我只是看着人好、事儿好、机会好，我就干点儿。我始终是在当配角，我不去当主角。所以一回来，到了湘财证券，先约法三章：不当家、不做主、不签字。回国之后有很多机会，让我去当这个CEO，那个CEO的。我都想过，到最后还是选择放弃，因为这不是我的长处。一方面我客观的说，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成功人士。如果说我的生活内容很多，这一点别人比不了。你问任何人你可以问他是干什么的，问我你只能问你什么没干过。因为我几乎什么都干过。开过飞机，当过厨师，学过音乐，做过曲，写过剧本。

主持人：也做过主持。

金岩石：现在又来做主持人。做什么像什么。但是都是浅尝辄止。我不愿意把自己固定在一个角上，就是说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非得说我是什么人，第一是好人，第二是聪明人，第三是一个很乐观的人，这样就行了。学习、工作、成功与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你选择的，是别人选择了你。也不是你决定的，是别人来决定你。也不是你自己能做任何评价的，是别人来评价你。世界上永远是这样。没有不可或缺的人，也没有非做不可的事情。我觉得国内很多人，到现在也没有悟出这个道理。你做一件事情，就以为舍我其谁。做了稍微顺一点，就唯我独尊，其实这个世界很大，我是非常渺小的。

主持人：虽然您说您自己不是一个成功人士，但是在我们大家看来，您已经很多方面做的很成功了。在您现在的状态，您一天24小时的时间，怎么分配的？工作多少小时？休息多少小时？娱乐多少小时？

金岩石：这个首先对我来讲，工作和娱乐根本不存在差别。不爱干的事儿我不干。所以干事儿首先的选择就是这个事情要生产快乐。所以工作和生活对我来讲，几乎是一体的。另外，作为一个职业定位，现在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业定位，客观的说，把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职务带到中国，把中国又做起来，我应该是作了很大的贡献。在我回来之前，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什么叫“首席经济学家”，当时只有一个人就是曹远征他用了这个名称，其他人也用过，但是基本上没有行使这个职能。我相信直到现在有文字记载的《首席经济学家工作条例》中国可能只有我起草的一份。而且我是严格按照我起草的条例来执行的。这个职能定位，它代表了现代金融业的一个本性。现代金融业经营的是什么？它经营的是流动性。所以它要经营关系网，经营话语权，经营影响力。这就是首席经济学家的职能。按照这样一个职能，在我心目当中我可以讲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高盛的艾比"科恩女士。艾比"科恩女士是高盛的首席投资策略师，相当于首席经济学家的职能，按照我们中国的定义。这个人你到网上去查，你就会说有两个高盛，一个是鲍尔森的高盛，另外一个就是艾比"科恩的高盛。世界上大多数人能够看到听到的是艾比"科恩，但是高盛公司在独立的运作。所以这样一个人她在影响着这么多年，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他影响着华尔街。她出来讲话的时候，市场的交易量会放慢，因为所有的人都停止交易，要听她讲话。在我的经历当中，在美国只有两个人有这样的能力：一个是格林斯潘，他出来讲话的时候，市场交易量会放慢。另外一个人就是艾比"科恩，她出来讲话的时候，市场交易量会放慢。除了这两个人，布什讲话，克林顿讲话，都改变不了市场。所以这就是人他能够影响市场，如果你在这个行业，在这个市场上寻找你的职业定位，我想你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你能够影响市场，而且你能够为市场中所有的人，提供一种参考。让别人不管他同意还是不同意，他都希望听到你在不同视点所说的话。艾比"科恩的生活方式，你每天可以在地铁站七点半到八点之间，你一定能见到她。开着车到火车站，坐了火车，换地铁，她的办公室就在地铁站的上面。每天七点半到八点肯定能找到她。如果你看不见她，那就一定是在出差。出差或者是演讲，各种大学、各种场合她都在演讲，一年平均是150次演讲，大大小小的演讲。这就是她的职能，她能够经营这个市场的影响力，能够让公司的客户不断的扩大，能够让公司的客户在彷徨之中，能够得到更专业的帮助和参考。她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她至少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视角，分析的思路和她的独立判断。我觉得从职业角度上来讲，这个人对我们影响非常大。索罗斯在生活上他改变我的生活轨道，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会说，我不了解他，看不懂他，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经常会有一些做法和想法，我们后来知道，也是大吃一惊。比如说最近他又跟侯赛因的第七个太太，建立了永久的情人关系，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样一个老人，我觉得他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如果说我在生活当中，我比较喜欢的是索罗斯。在职业的方面，我比较喜欢的是艾比"科恩女士。

主持人：可以理解为这也是您的奋斗的方向。

金岩石：也就是说，我已经不存在奋斗了，因为我没有目标。我只是想让生活更愉快，让我身边的人，能够分享我的愉快。

主持人：我看到您也在很多的大学去演讲，很多电视节目做主持或者是嘉宾，您的博客也经常会有一些新的言论，我也会关注。这些也是一个发挥您在金融行业，在投行这块您的影响力，可不可以说您在默默朝着这个方向走？

金岩石：我曾经讲过人生三个阶段，实际上是借着别人的话。第一个阶段就是make living，叫讨生活，第二个阶段是make fortune，就是成就事业，第三个阶段叫make influence，就是制造影响力。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划分，我现在的确是在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来制造影响力。但是从我内心的动机上来看，我更多是无意的。从职业定位上讲，我做的事情，一定是和我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这种一致性是不需要公司去规范的，自然而然就形成的。因为我是希望只要跟我在一起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他都能够从我这里获得他有益的东西，能够分享到我的乐观精神和生活态度。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人和人就是不一样，有的人天性乐观，有的人天性悲观。同样一组数据出来，谢国忠得出的结论就是看跌，我得出的结论就是看涨。他更多关注了这个市场当中风险的一面、阴暗的一面、不道德的一面。我更多的关注了这个市场当中乐观的一面、成长的一面、阳光的一面和有待规范的一面。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追求完美。在不可能完美的情况下，人又非常渺小，你能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社会，由于你的存在，能够出现更多的快乐。

主持人：您是一个乐观的人，所以带给大家快乐也非常多。

金岩石：对！很多很严肃的事情，到我这就变成哈哈一笑，但是问题也解决了。很多人忙的四脚朝天。在我这可能就一个短信，就全解决了。这就是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我已经不是在奋斗了，就是个教练。教练有的人承认你是老师，他就成为你的学生。有的人他不一定承认，他认为他自己比你更强，咱们就一块练，或者叫陪练。有的人可能就不喜欢你，我也无所谓，你喜欢不喜欢我，跟我没关系。我就练我自己的，我就自练，你看着。所以在我的周围当中，“粉丝”也好，学生也好，其实大家都是朋友，我上课是老师，下课就是朋友。所以我的角色定位就是你认为我是老师，我就是教练。你不认为我是老师，我就陪练。你不喜欢我，我就自练，我也不会因为你来改变我，我也不希望我去改变你。实际上也许我改变了一些人，但是我都不承认，那是我改变了他，而是他自己改变了他自己。这里面也许有我提供的参考，推了一把，也都是无意识的。我经历过“文革”，我想我悟出的一个最大的道理就是人不要跟人斗。老毛与人斗其乐无穷，导致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灾难。人不要跟人斗，下一句话就是人不要想改变别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道理。他知道错了，他自然会改。你只要做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别人愿意跟你学了，或者愿意修正自己，都是他自己的事情。人不要跟人斗，人也不要相仿，特别是不要刻意的去改变别人。和则来，不和则去，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

主持人：最后，还是想问您一下，虽然说我们不去改变别人，但是我们可以给很多的年轻人的成长提供一些建议。因为从前年开始，国内金融行业特别火，很多的大学生、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都特别有志于从事金融行业，投行这些行业。对于这些学生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是忠告？

金岩石：我现在研究一个问题，就是80前、80后，你也看得出来，我不断的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概念。因为改革开放30年了，主要是80年前的人在推动。80前和80后差别在哪里呢？其实最主要的差别是两个：第一个就是80前它是在动荡中，斗争和动荡中成长的。80后是在改革开放当中成长的。另外一个差别是80前是多子女家庭当中出生的，80后绝大多数人是独生子女。这两个差别就决定了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经济和社会的换代。如果作为经商的、研究理论的，或者是做任何事情，如果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正处在换代的过程，你就很难把握住你身边的机会，甚至会被换代的过程当中淘汰。所以如果我把你说的年轻人界定在80后，第一我从80后当中所看到的东西，有三个东西是我非常关注的：第一是他们的创业精神，80前的人受制度、心理、年龄和经验的约束，他们创业的动机非常低，走不到绝处的时候，他不会去创业。也就是说，80前的人大多数是被动式的创业，是走投无路了，或者是生活当中给了他某种打击，他认为不公平，通过创业来证明自己。所以是斗气的、被动的创业。从80后你能够看出来，他是主动，他就认为他应该当老板，我们做的一些节目，很受80后的人欢迎，因为我们把老板变成了普普通通的人。有缺陷、有激情、有理念，但是有个性的人。像《头脑风暴》也好，《波士堂》也好，它都是在灌输着一种观念，就是我们鼓励着这个社会的创业精神，而这个创业精神是在80后当中越来越普及。

当你学金融的时候，金融到底是什么？我想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像《货币战争》这样一本书，写的非常好。但是所有的理论，大部分事实，都是错的。但是它能够流行。为什么呢？说明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个行业非常的无知。但是，作者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时候我说金庸的伟大在哪里？他就是把一个假的东西，变成了大众娱乐，于是他开始改变了很多的人。所以金庸的武侠和货币战争的金融武侠一脉相承。

主持人：这个观点很新颖。

金岩石：但是它改变了一个东西，就是人们开始关注金融。在关注金融，接受的为什么都是错的呢？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对的东西很少。我们并没有理解到金融它是不断改变的，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金融。从理论上看，如果我们说哲学治心，经济治国。那么，金融是治人的。金融研究的是人性，人性有很多东西是虚拟经济的支柱。我们很多人没有理解到，金融是关于人的学问。它和经济学最大的对立性在这里，统一的一点就是它们都研究这个社会，差异在于经济学把人拿掉了，一个假设的人，作为这个学科的前提。于是金融就把这个假设的人，变成了真实的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于是研究群体行为，就变成了这门学科的核心。所以我在交大设立这么一个研究所，行为金融研究所，就是要告诉大家，金融是研究人的。那么，研究什么人？如果我们把这个社会分成两个循环：一个是实体经济的循环，一个是虚拟经济的循环。把两个循环同时放在一个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你去看。你就会发现在实体经济当中，主要的行为人是工人和农民。这也就是亚当斯密所关注的经济实体，所以在亚当斯密著名的《国富论》当中，居然没有出现股市、房市。也就是说，在亚当斯密的财富定义当中，并不包含我们现代人所关心的股市、房市。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概念，虚拟经济循环当中主要的行为人是哪些人？于是我发现，当每一个人去想，你心目中的成功人士，你会想到李嘉诚、索罗斯、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人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他们是在有生之年由穷致富；第二，他们或者是投资人，或者是创业者。于是就看到了，有生之年由穷致富，只有两条路，或者是投资，或者是创业。创业者里面又可以分为创业型的企业家，经营型的企业家。这就使得我们把这个社会特别是在虚拟经济循环当中的两个行为群体，必然的放到了我们研究的中心。于是这两个行为群体的思维模式，群体行为和它的行为动机，就成了虚拟经济的行为支柱。我想80后的人也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虚拟经济的循环当中问自己，你更适合做创业者、企业家，还是更适合做投资人。很多人说我什么都做，不可能的，因为我再回到一点，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天性悲观的人，他能看到风险。天性乐观的人，他能看到机会。投资人必须是三心二意的，因为他必须分散风险。创业者必须是一心一意的，因为他必须专著。于是你会看到，有的人喜欢寻花问柳，有的人就非常感情专一。所以这就形成了这个市场当中，我们把人作为一个研究主体的时候，每一个人，第一要从人性的角度上去观察和理解周围的人，不要去改变别人，也不要去与别人斗争。第二，要在通过别人的观察当中发现自己，于是你就会发现人最难的不是了解别人，而是了解自己。能够正确的了解自己，及时的发现自己的天性，三心二意的天性，还是一心一意的天性，乐观的天性还是悲观的天性。适合于虚拟经济的天性，还是适合于实体经济的天性。如果你能及早的发现这些东西，它将改变你的一生，会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主持人：谢谢您，金博士！说的太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这么多分享，我想我和我的同事，还有很多观看到这个博客的年轻人，都会非常的受用。再次感谢您的光临。

嘉宾简介：

金岩石，现任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他获得索罗斯基金资助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选修部分博士课程并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曾担任美国太平洋证券公司注册经纪人，美国公司证券集团（现J·W·CHARLES，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马里兰州地区副总裁，美国三普证券公司大华府分公司经理，美国管理技术大学客座教授，美国格林证券公司大华府分公司经理，美国三普投资管理公司总裁等职务。于2001年底回国并加盟“湘财证券”，任首席经济学家、国际战略委员会主席、国际业务总监。在2002年组建中国首家合资证券公司---华欧国际，2003年完成中国首家存量股权转让型合资基金公司---湘财荷银（现泰达荷银）。2004年受聘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证券法》修订世界银行技术援助项目专家，并担任《证券法释义》副总编。在2008年，他加盟上市公司——“国金证券”，任首席经济学家。同时，他还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海外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中欧大学，政法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著名高等院校的EMBA教授。

金岩石博士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和产品设计能力，被海内外媒体誉为“索罗斯的中国门徒”、“纳斯达克市场的活字典”。

      媒体最新报道的中国第一只QDII――民生银行 “非凡理财”港基直通车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基金的清盘，在一个很小的事情上，再一次验证了这句话。

      第一只人民币QDII基金因为净值跌破50%而在不到四个月被迫清盘，证明了不管是中国的一般老百姓，还是专业机构的理财专家，在第一次对国外投资这件事情上，都如同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开始几批的出国人员，在“出出洋相”这一点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基金经理的成长、一个银行办基金的经验成长，就和一个国家的成长、一个人的成长一样，都是从不会到会，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失败多到成功多，一点一点学会的。20年以前，王石也不是造房子的；30年以前，冯仑可能连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40年以前，潘石屹可能还在放牛。这些房地产大老板的房地产经验，全部都是后来在具体的工作中，边学边干出来的，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在客户的一次一次不满意和投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万科在天津和北京的第一个楼盘，用现在万科自己的标准看，用这样一个词“马马虎虎”可能都不为过。同样，具体到老百姓投资这个具体问题上，在目前世界因为美国人的次按危机而面临股市大跌的大背景下，差别在于，是我们投资中国国内A股亏损套牢呢，还是我们把钱积累投资亏损的经验教训，留给专业机构的投资经理。从全社会的角度讲，从积累教训的“经验曲线”的发展趋势来讲，当然，我们还是把这种历经惨败的教训，留给专业机构的理财专家更好。起码，我们作为一个基金的投资人，为培养社会的专业投资经理，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专业投资机构的基金经理们，真的应该感谢我们这样淳朴的老百姓，大家要为中国有如此善良容易相信你们的老百姓而感到骄傲，要为自己生在长在这样一个投资人非常容易信任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伟大时代而感到庆幸。

      不过呢，话要说回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对于中国广大的老百姓而言，首只QDII基金清盘的教训，应该给我们一记“警世钟，猛回头”了：没有谁是有经验的，所以，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地轻信了银行营业大厅里那些慈眉善目的客户经理们了：不管他们如何殷勤劝架，不管她们口头上流淌着多少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专业词汇，不管基金的宣传册页上是如何美妙动听，我们都要记住：劝我们买进新基金的大姐姐小妹妹们，她们是不担任何风险的，全部风险只有我们自己扛。而且，她们的奖金是靠我们的信任来获得的。不信，我们试试：我们现在走进民生银行的营业大厅，去找到当初和我们用娓娓动听的语调告诉我们“一定会赚”的大厅服务人员，她们会把我们亏损的50%还给我们吗？我们普通小老百姓永远要记住：专业理财机构，本质上和股票交易所一样，不管股市是大涨，还是大跌，只要我们交易，它就赚钱。上海股票交易所和深圳股票交易所的收入福利待遇之好，在公务员和类公务员人群中，是香名远扬的。

      套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老话：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谁是有经验的，清盘的次数多了，也就有经验了。

      专业理财机构，在行情好的时候，是我们赚钱他也赚钱；当行情不好的时候，是我们亏钱来他还赚钱。总结一条：不管好坏，他都赚钱。 

      对于这样一个道理，过去我们没有谁是有经验的。

                                                        赵民

                                                   2008-3-27 9：51AM

                                       为什么大学生那么愿意进入基金行业？只因为没有谁是有经验的

      在中国的成功企业中，在领导团队的培养方面，有两种结果截然不同的模式，我们正略钧策称之为“大树模式”和“森林模式